“1994年退休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法语，退休后，进行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法语文学翻译家马振骋对自己的简朴介绍。
11月17日，马振骋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这个曾经以读者身份频频出现在思南读书会等上海很多公共阅读活动现场的身影，令人怀念。
1981年，马振骋首译《人的大地》进入译坛，先后翻译了圣埃克苏佩里、波伏瓦、高乃依、纪德、蒙田等法国重要文学家的作品。他历时七年独立完成《蒙田随笔全集》翻译，成为首个完整中译本的缔造者，并于2009年获“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万通资本，其他翻译代表作还包括《小王子》《巴黎圣母院》等，著有散文集《巴黎，人比香水神秘》《镜子中的洛可可》《我眼中残缺的法兰西》等。
马振骋曾表示，“翻得对是好翻译的前提和基础”。1981年，他翻译的《小王子》第一次在国内作为单行本发行，坚持“逐句对照”原则，保持标点符号与原版完全一致，被傅雷奖评委盛赞“镜像般还原法语文体”。
不用电脑打字的他全凭手写完成工程浩大的《蒙田随笔全集》翻译，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手译稿”。整个翻译稿近2000页的作文稿纸上，满是不断修改后留下的痕迹：各式修改符——删除、补充、替换、调整；至少四种颜色的笔迹——正文用黑色笔，修改用红色笔，引文和脚注号码专门用桔色荧光笔标示，与编辑沟通的旁白则用铅笔。他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编写了一份详细的“蒙田年表”，描述了蒙田的人生轨迹；在原版本基础上增加了多条注释，以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还制作了多达215条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索引”，订正了前译版本中很多误译与不准确之处。
2016年，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曾登门拜访马振骋，靠窗案头摆放着他正在翻译的原稿和手写译稿，令记者印象深刻。
马振骋案头的译稿。施晨露摄于2016年4月
那次拜访是因前一周的思南读书会而起。作为读者的马振骋在台下加入了裘小龙、陈丹燕、陈保平三位嘉宾关于文学翻译与文学品味的讨论。一个“鲜”字如何译的问题，让记者约好到马振骋家中继续讨教。事实上，那几年，马老不仅当过多次思南读书会嘉宾，更多的时候是以读者身份参与，当时已80多岁高龄的他几乎场场都在台下，还与好几位思南读书会的读者成为忘年交，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一起看电影。
“鲜”字如何译，真是一个翻译难题吗？当时与记者聊起这个有趣话题，马振骋说，“有些概念确实很难译”，不仅是在食物，更广泛的在哲学中，确有一些概念是中文有、外文无，或中文无、外文有的。“比如鲜，到底是什么感受？你可以在与外国朋友吃饭时，告诉他，这种味道就叫作‘鲜’。同样地，比如10年酿、5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一个法国人可以把其中微妙的味觉差别形容得丝丝入扣，而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体验，也没有相对应的中文词。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写了一部难懂的《尤利西斯》，后来又写了一部更难懂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他深知翻译不易，但相信没有语言是不可以翻译的。我觉得他这话的道理是从最终会达到的目标而言的，什么事说着说着最后总会定下名称，那就是约定俗成。比如‘鲜’直接翻成‘xian’，约定俗成下来，就可能成为外语中的一个新词。”
在马振骋看来，类似“鲜”字如何译这样的问题，仍是翻译中的细节。“就像评价一幅画，还是要看整体。文学翻译的优劣要看整体上是否恰到好处。”他说，“我不赞同一些批评家把作品中的某一句话的翻译单独拎出来进行讨论、评价，就像梵高画《麦田的乌鸦》，乌鸦寥寥几笔，单独拿出来，那几笔就不具有什么意义。”
谈到翻译，马老告诉记者，翻译过程中，最快乐的是不断校对、推敲。 诚然，翻译是一项吃力难讨好的工作，译错了一目了然，译对了理所当然，但“翻译家既然娶了一个脾气捉摸不定、又容易被人指指点点的爱妻，那就好好伺候她，与她忠贞不渝地过日子吧。当读者在灯下读了你的译作，合上书看封面，记住了你的名字，感谢你带给他好书，这是多么美妙的犒赏。”
2014年底，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收到一皮箱的手稿，是马振骋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翻译和个人创作手稿。
“人要生存，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杀灭环境中潜伏的病魔，还要记住我们都搭乘在同一条船上。”2020年，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发起各界名家寄语征集活动，马振骋写下这段寄语。
马振骋的手写寄语，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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